世世代代为人师表的孔子，公开把学生冉求开除出校，被其他弟子记录在《论语》中。孔子曾经诅咒过宰予和鲁兹，但从来没有说过他否认他们是学生。冉求是真的生老夫子的气了，不仅公然告诉他这小子不是我的徒弟，还让他所有的徒弟都“打鼓”。

孔老夫子很生气，因为他与冉求有政治分歧。冉求作为当时鲁权臣嵇康子的左膀右臂，帮助嵇康子进行税制改革，显然与孔子“化其薄而德治”的思想背道而驰，最终导致其被逐出师门。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科举官僚所衍生的师生关系中，师生关系的不和谐、不和、破裂，大多是因为政治利益或党派斗争，比如曾国藩、李鸿章。

比如慈禧仓皇西逃时，亲自领兵“护送”的大清国第一臣子岑春煊和他的学校老师赵范，因为政见不同而反目成仇。岑春煊年间，因积极剿四川，升任两广总督，赵范被贬永宁道。那时候四川流行一句话“教的方法是什么？”看永宁路！“可以用狠辣来形容。

但最近因为西方学科体系的引入，师生关系发生了变化。老师在学生面前不是绝对的权威，学生在学业上也不必完全按照老师的计划或主张去做。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这种师生间的争论是很难激发的，尤其是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影响师生关系。所以真正导致师生反目的是学术以外的因素。

梁启超后来因为支持张勋复辟而与康有为分道扬镳。当时梁启超说过那句名言:“而这次第一次搞阴谋的人，不是贪得无厌的勇士，就是说大话的书生。他苦于政局，一无所知。”所谓直言不讳的学者，指的是他的导师康有为。康有为看到这里，自然咬牙切齿，写诗声讨“逆徒”:枭食母食父，兴田舞虎守关。把他的弓射向易，坐在那里看着太阳流泪。这就是说梁启超违背伦理，吃了他的爸爸妈妈，够残忍了。

梁启超被康有为视为“逆徒”，很快就有了自己的“不配弟子”——徐志摩。他喜欢徐志摩的才华，但不喜欢他的私生活。徐志摩与林一见钟情后，给第一任妻子张幼仪发了离婚通知书，梁启超当即批评教育。而徐志摩明明是“婚姻爱情自由”的坚定实施者，却追不到森林，反而爱陆小曼爱得死去活来。后来，他们真的结婚了。

在婚礼上，被徐父亲坚持要做证婚人的梁启超发表了有史以来最不客气的结婚演说:“我来说几句不好听的话，让社会知道这样的坏榜样是不充分的，不值得鼓励的...(此处不批评徐、鲁的行为)...总之希望这是你们两个这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是我对你的祝贺！我完了！”虽然还没到宣布解除师生关系的地步，但我怕两人老了以后很难再有交往。

不过，同样是“性情中人”的黄侃还是幸运的。虽然他在混乱中抛弃了师妹(更早的师生恋)黄少兰，一生以离婚多达九次而告终，但他的老师章太炎依然对他青睐有加。看起来他奉行的是“学术是学术，人品是人品”，但珍妮唐国礼实在看不下去了，公开发文骂他“有字无句”。

虽然学生不一定要认同老师的学术观点，但是更应该了解老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王维虽然曾经是陈寅恪最得意的弟子，但他似乎并没有深刻理解老师的想法。

1953年，以陈伯达为首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再增加两个历史研究所。拟由陈寅恪担任第二研究所(中古研究所)所长。然而，无论是老朋友李四光和张，还是弟子的再三劝架，陈寅恪都拒绝了。最后，王维自告奋勇去广州游说。

也许他以为自己是陈寅恪当年最得意的弟子。王惠到了陈寅恪家，劝说陈寅恪。陈寅恪勃然大怒，指着王维说:“你不是我的学生，滚！”

后来，当王试图修复关系时，陈寅恪回答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没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就不能发扬真理，也就是不能研究学术。”

陈寅恪补充道:“我永远不会反对现政权。在宣彤之后三年，我在瑞士读了原著。但是我觉得在学习学术之前，不能一直保持马列主义的观点。我要请的人，我要带的徒弟，一定要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不是这样的，就是不是我的学生。不知道你以前的看法和我是不是一样，现在不一样了。你已经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或者王永兴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以后我带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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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或是弟子被扫地出门，或是学生否定老师，师生关系的“解散”不欢而散。但是，也有看似对立的观点。其实可能有隐情不能说，比如章太炎和俞樾。

俞樾是继顾、戴震、王念孙之后的一位朴学大师。他学识渊博，对弟子要求非常严格。章太炎二十二岁时拜他为师。他在西湖边上俞家修建的京京精舍里住了七年。他传承衣钵，自己成为国学大师。

后来，俞樾对他鼓吹派曼和革命非常不满，宣称“屈原(俞樾)不是弟子”。章太炎回“菁菁精舍”看望老师。余屈原见了，严词斥责，说他在革命中“不忠不孝不仁”！效法孔子，叫弟子击鼓而攻。

但案发后，余与张并未真正断绝师生关系。俞樾仍视章太炎为门生。1901年8月，章太炎还以四首秋之诗“与命和好”，并表示要“忘掉以前在江湖上的不快”。出人意料的是，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持《人民日报》时，在该报第9期公开发表谢本时的文章，表示要“留下遗志”，自己创业。

但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说过他的同门弟子因为这篇文章而指责章太炎。所以说章太炎投身革命，怕自己被拖下水，才公开说“断绝师生关系”。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小时候看西游记，菩提祖师把悟空逐出师门，当时我还没明白过来:

“有什么样的善良？”族长问。你只要别惹麻烦，别领导我就行了！“见无事可做，悟空只好作别，与众不同。老祖宗说:“你去了这里，就会生病。怎么会惹麻烦，但是别说你是我徒弟。如果你说一个字，我会知道。我会剥了你的皮，锉了你的猴，我会把你放逐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教你终究不能翻身！悟空道:“不敢提师父二字。”"就说是我自己的意愿。“悟空，谢了。

现在想想，我说，“你会生病的。你怎么惹麻烦了，却不说是我徒弟？”

(原载于论文)

2，孙家洲 郝相 Hz，大私有域和小私有域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评论文章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这个问题似乎都很有默契，郝相赫事后的回应也颇为“委屈”。微信只是一个私人空间。如果是在公共领域，绝对不可能这样说韩树峰老师和阎步克教授。这个解释很讨喜。随着社会的进步，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问题受到了重视。前段时间的毕福剑饭局事件，人们记忆犹新。学生乍一看真的很“楚楚可怜”。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媒体技术也在不断创新。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严格限定它属于私有领域还是公有领域，尤其是对于线上产品，更多的是介于半公有领域和半私有领域之间。即使微信传播更倾向于私人领域，但本质上还是存在于网络空间，也会有私人话题公开化的潜在风险，只是影响的程度而已。相对来说，名人的发言更容易发酵成公共热点，所以一般更谨慎；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无论微博还是微信好友，都没有特别知名的人，话题也没有新闻印象。即使公开了，也只是小圈子的影响，所以不会有自己被变成公共事件的顾虑。

回到郝相赫的言论，他的事件是由各种小概率因素引发的，并不具有普遍性。第一，他的微信言论不是学术讨论。有人可能会拿钱钟书那些年的“狂妄”来比较，这是不恰当的。如果郝相赫能拿出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学术批评，至少韩树峰教授和阎步克教授认为有见地，就算看到也不会太生气。可惜郝相赫只有侮辱性的字眼。其次，他遇到了一个有些“真实”的教授，但是他真的很生气的在朋友圈公布了。其实就算发表了，也还是局限在一个学术圈。只是“断绝师徒关系”这个词太炒作了。一旦被媒体报道，自然就变成了公共事件。

舆论往往会放大事情的复杂性，需要讨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但单就这件事来说，显然这不是问题的关键点，远没有那么复杂。

这个教授是学者般的可爱。如果他稍微圆滑世故一点，暂时不理会郝相赫，而是试图在郝相赫学习期间有所发现，那岂不是更糟糕？另一方面，郝相赫毕竟只是个学生。只要孙家洲教授真诚地承认错误，他还是宽容的好。

文/温琼